腊月二十，京里第一家大药铺关门了三天。

    关门前，铺子门口挤着一堆人。

    有病的、有家里有病号的、有拿药方来抓药的。

    药方递进去，伙计看一眼，摇头。

    “抓不出来。”

    “什么抓不出来？”

    “黄连。整个库房，一根都没有。”

    那人急了：“我娘等着这药退火，你让我回去怎么跟她说。”

    伙计把柜台上的算盘一推。

    “您跟我急没用。”他说，“您去问药农，问他们为什么不挖了。”

    这话传出去，成了那几天的口头禅。

    “去问药农。”

    阿豆真的去了。

    他头一趟去，是城西的一个药铺后头，找掌柜。

    掌柜姓周，四十来岁，两只手粗糙，是常年摸药晒药的人。

    阿豆把两张告示放在柜台上。

    “周掌柜，”他说，“您跟我说句实话。官价，到底怎么了。”

    周掌柜看了他一眼。

    这个年轻人穿的是吏服，说话却不像衙门里的人。

    周掌柜把柜台底下的账本拿上来，翻开。

    “你看这一页。”他说，“上个月，黄连，我进货，一斤八文。”

    “官价定七文。”

    阿豆愣了一下。

    “那不是……就差一文。”

    “差一文？”周掌柜笑了一声，笑里没暖意，“我这儿不是药农，我是二道贩子。我从药农手上收，一斤五文。”

    “官价七文，我卖出去，看着赚两文。”

    “可我铺子里的伙计、车马、仓租、税，一斤摊下来三文。”

    “算下来，我卖一斤，亏一文。”

    “卖得越多，亏得越多。”

    他合上账本。

    “所以我关了三天门。”

    “不是我不卖药。”周掌柜说，“是我卖不起。”

    阿豆走出药铺，站在街上。

    天阴着，没下雪，可风刮得人脸疼。

    他忽然明白师父那句话——**药价没压住药，压断了药。**

    压断的，是药农的手，是药铺的柜台，是中间那一整条链子。

    链子断了，剩下的，还是病人。

    缺货的铺子越来越多的时候，阿豆去了惠民药局。

    药局里，一个小吏正对着墙上那张告示发呆。

    “官价是户部定的。”小吏说，“我们只照着抄。”

    “抄的时候，”阿豆问，“你们没算过成本。”

    “算过。”小吏苦笑，“账房算过，报上去了。”

    “报上去怎么样。”

    “压回来了。”

    小吏压低声音：“上头的批语是四个字——照例办理。”

    阿豆没说话。

    他出了药局，在街上走。

    走到城东，看见一家药铺门口，排着长队。

    队伍里，一个老太太，手里捏着一张方子。

    轮到她，伙计摇头。

    老太太没走。

    她把方子摊开，一个字一个字，念给伙计听。

    “当归三钱，白芍二钱，甘草一钱。”

    “先生，这些，总有吧。”

    伙计翻遍了抽屉，叹了口气。

    “当归有，白芍有。”

    “甘草……没了。”

    老太太站在原地。

    “甘草，是最贱的一样药。”她说。

    “是啊。”伙计说，“可它就是没了。”

    风从街口吹过来，吹得那张方子，在老太太手里抖。

    她慢慢把方子折起来，放进袖子里。

    转身的时候，她对旁边排队的人说了一句。

    “你们也别排了。”

    “排到了，也抓不齐。”

    这句话，比哪个告示传得都快。

    那天下午，城东的队，散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