1939年11月中旬的大连，早已被深冬的寒意裹挟，凛冽的海风卷着碎雪，顺着海港的方向呼啸而来，刮在脸上如刀割般生疼。

    火车缓缓驶入大连车站，车轮与铁轨的摩擦声渐渐放缓，最终稳稳停靠在站台边。

    车站内人声鼎沸，夹杂着日语、东北腔的中文，还有装卸货物的嘈杂声响，冰冷的空气里，除了海风的咸湿与煤烟的厚重，还弥漫着雪粒的清寒。

    几名鬼子宪兵来回巡逻，扯着蹩脚的东北腔呵斥着，“麻溜点！别堵在道上，磨蹭啥呢？”

    李海波缓缓睁开双眼，眼底的慵懒早已褪去，取而代之的是一丝锐利与警惕。

    经过几天的养精蓄锐，他的身体恢复了大半，只是因为当时吐血过多，现在脸色还有些苍白，眉宇间带着几分不易察觉的虚弱，却被他刻意掩饰得极好。

    他缓缓起身，提起身旁精致的皮质行囊，迈着罗圈步，跟着人流缓缓走出车厢。

    之前骑马磨裆的不适感早已消退，他却依旧刻意维持着这副模样，只因他觉得，这么走更像鬼子。

    走出大连车站，刺骨的寒风裹挟着雪粒，瞬间灌了过来，吹得和服下摆微微晃动，冻得人浑身发僵。

    李海波不动声色地拢了拢衣领，压下心底的寒意，目光快速扫过街道四周。

    宪兵司令部交给他的任务，得先找到涉谷准尉的姐夫牵线搭桥，而涉谷准尉的姐夫，正是南满铁路总部的一个小小科长，关谷新之助。

    南满铁路指的是中东铁路的最南段，1905年日俄战争后，根据《朴茨茅斯和约》，长春至旅顺间的铁路及其附属权利转让给日本。

    1906年，日本成立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管理该铁路，并将其更名为南满铁路。

    自此，鬼子将其打造成渗透东北、掠夺资源、输送兵力的核心枢纽。

    北起长春，南至大连，贯穿东北腹地，沿线设有无数站点和据点，全程都由鬼子严密管控。

    而关谷新之助所在的总部，就设在大连。

    当然，他只是个不起眼的小科长。

    李海波抬眼望了望天色，夕阳早已沉落，他心里清楚，这个时辰，南满铁路总部早就下班了，关谷新之助定然已经回家。

    思索片刻，李海波决定先找一家日本宾馆住下来，等第二天一早，再去满铁总部拜访关谷新之助。

    他顺着街道缓缓前行，很快找到一家专供日籍人士入住的宾馆，出示证件、登记入住一气呵成，并未多做停留，径直进了房间。

    房间内暖意融融，避开了屋外的寒风雪粒，李海波反锁房门、检查无误后，从空间里取出早前从松鹤楼打包的热腾腾饭菜当作晚饭，快速吃完便收拾干净，不留丝毫痕迹。

    吃饱喝足的李海波剔着牙，抬眼望向窗外，夜色虽已降临，却还不算太晚，就这样无所事事地浪费有点可惜了。

    只是一晚上时间要联系东北抗联有点不现实。

    这时，他忽然想起临行前小泽玛丽的托付，如今时间尚早，与其在房间里坐等天亮，不如趁这个机会把东西送去。

    他从随身空间取出小泽玛丽托付的东西，分装在两个小包裹里：一件厚实的呢子大衣，是给小泽玛丽丈夫准备的，大连深冬严寒，小泽的丈夫正好用得上。

    一小袋沉甸甸的大洋，是给小泽玛丽母亲的，供老人补贴家用、买药看病。

    还有一包包装精致的糖果，是带给两个孩子的，小泽玛丽说，孩子们许久没吃过糖果，一直盼着她寄回去。

    包裹上清晰写着小泽玛丽家人的住址——就在离宾馆不远的日籍侨民聚居区。

    确认住址无误后，李海波重新整理好和服，拢了拢衣领，检查好伪造的证件，轻轻打开房门，从容地走出了宾馆，朝着侨民聚居区的方向走去。

    小泽的身世颇为坎坷，父亲生前是南满铁路的火车司机，母亲则是从俄国逃亡而来的落魄贵族。

    父亲早逝后，只因母亲是俄国人，无法跟着同乡回日本，母女俩便只能留在东北艰难谋生。

    小泽玛丽长大后，嫁给了南满铁路的一名火车司机，生下一儿一女。

    如今她的母亲、丈夫和孩子们，都在大连相依为命，而小泽玛丽则远赴上海，靠着陪酒赚钱，贴补大连家里的用度。

    李海波迈着罗圈步，循着包裹上的地址，在日籍侨民聚居区的窄巷里辗转穿行。

    这里的房屋大多低矮破旧，墙壁上布满污渍，墙角堆着积雪和杂物，寒风顺着巷口灌进来，发出“呜呜”的声响，夹杂着隐约的咳嗽声和男人的呵斥声，透着一股破败潦倒的气息。

    按照地址，他很快找到了那户人家一间狭小的土坯房。

    李海波停下脚步，轻轻敲了敲门，“请问，这里是小泽玛丽的家吗？”

    房门“吱呀”一声被拉开，一个五六岁的小男孩探出头来，他头发乱糟糟的，仰起的小脸沾满了煤灰，“你干哈？”

    话音刚落，屋里就传来一道急切的妇女声音，“大雄，要讲日语！快问好！”

    小男孩大雄愣了一下，马上换成流利的日语问道：“先生，你找谁？”

    李海波看着眼前这个脏兮兮却透着几分机灵的小男孩，眼底闪过一丝不易察觉的柔和——这便是小泽玛丽的儿子大雄，和小泽玛丽眉眼间有几分相似。

    “我是大木新一，从上海来，受小泽玛丽之托，给你们送些东西过来。”

    这时，屋里传来一阵剧烈的咳嗽声，紧接着，一位头发花白的白人老妇人慢慢走了出来。

    她穿着一件单薄的旧棉衣，颧骨高耸，脸上布满了皱纹，此刻被病痛折磨得没了半分精气神。

    她正是小泽玛丽的母亲，看到李海波，眼里闪过一丝疑惑，“先、先生，你是……玛丽让你来的？快、快请进。”

    说话间，屋里又传来一个男人含糊的呵斥声，夹杂着酒气，“吵什么吵？还让不让人好好喝酒了！”