码头的旧售票处在一栋两层小楼的底层，挨着早已废弃的客运码头。小楼外墙是青砖砌的，墙缝里长着青苔，二楼窗户的玻璃碎了两扇，剩下的几扇蒙着一层厚厚的灰。海风从近海方向灌进来，吹得售票处门口那块褪色的航线牌吱吱摇晃，航线上标注的港口名字已经褪得几乎看不清，只剩下“澜州港”三个字还勉强能辨认，其他字迹全被海风舔成了模糊的灰斑。

    阿耀推开售票处的门。门轴发出一声干涩的尖叫，灰尘从门框上簌簌往下掉，在午后的光线里翻滚成一团金色的雾。里面很暗，只有一扇蒙灰的窗户透进来几缕光，在地板上切出几道斜长的光柱。光柱里飘着细密的尘埃，慢慢旋转，像水面上的浮游生物。墙上挂着一张澜州港客运航线图，纸质已经发黄变脆，边缘被海风侵蚀得残破不全，右上角缺了一大块，正好是标注近海最北端那片区域的位置。航线图上标注了七八条旧航线，每一条的终点都是不同的港口名字，用不同颜色的墨水画出来，有些颜色已经褪得和纸一样浅。

    售票柜台后面坐着一个老头，戴着一顶褪色的鸭舌帽，正在用绒布一块一块地擦旧船票。船票堆在柜台上，按年份码得整整齐齐，有的已经发黄卷边，有的还很新，上面的字迹清晰可辨。他擦船票的动作很慢，每一张都用绒布从左上角擦到右下角，然后翻过来再擦一遍，像在给某种旧仪式做最后的收尾。柜台角上搁着一台老式收音机，和蔡老板铺子里那些停了的旧钟表一样，都是码头工人留下的旧物件。

    老头抬头看了阿耀一眼，又看了一眼跟在他身后的沈若琪，把绒布搁在船票堆旁边。“客运码头早就不开了。坐货轮的话去隔壁港口，这里只有旧船票。”他的声音沙哑而平稳，像被海风吹了很多年。

    阿耀说不是来买票的，是想查一份离境记录。他把从档案室里翻到的便签放在柜台上，便签上老院长的笔迹写着“冯先生，周三下午，老地方”。老头低头看了一眼便签，又抬头看了阿耀一眼，没有说话。他摘下鸭舌帽，露出额头上一道很深的旧疤，从眉骨一直延伸到发际线，像是被什么钝器砸过。他把帽子重新戴上，帽檐压得很低。

    “这个冯先生，以前是不是从码头离开的。”

    老头没有回答阿耀的问题，只是从柜台下面搬出一个铁皮箱子，箱盖上用红漆写着年份。箱子很重，搁在柜台上发出一声沉闷的撞击。他打开箱盖，里面装满了旧船票存根，按月份捆成一叠一叠，橡皮筋已经老化发黏，有些存根上的字迹已经褪成淡灰色。他的手指在存根之间快速翻动，指腹划过那些褪色的字迹时发出细微的沙沙声，翻到其中一叠时停了一下，抽出一张存根放在柜台上。存根上印着澜州港客运码头的章，日期就在老院长死在旧楼里的前几天。乘客姓名一栏写着一个潦草的签名，笔迹和酒店入住登记上那个名字一模一样。存根上还盖着目的港的戳，那个港口在近海航道最北端，再往北就是边境。他买了单程票。

    “他走了。”老头把存根翻过来，背面印着航班时刻表，时刻表上的时间已经褪色，但下午那班船的出发时间还勉强能看清。“坐的下午那班船，一个人，没有行李。我印象很深，因为这班船已经很久没有人坐过了——客运码头在停运之前，每天只有两班船，上午一班，下午一班。下午那班几乎没人坐，因为到了那边是晚上，没有接驳车进市区。但这个人在周三下午来买了一张下午的票，宁愿晚上到也不等第二天上午。我问他为什么赶时间，他说有人在等他——他晚了很久。”老头把存根放回铁皮箱子里，动作很轻，像在把一件易碎品放回原位。“后来我再也没见过这个人。客运码头在这班船发出之后没多久就停运了，这是我经手的最后几张单程票之一。”

    “他后来有没有回来过。”阿耀问。

    老头摇了摇头。他把那叠存根重新捆好，放回铁皮箱子里，盖上箱盖。他沉默了片刻，手指在箱盖的红漆年份上轻轻敲了两下，说这个人在买票之前来过一次售票处，不是来买票的，是来问路的。问他去华侨总医院怎么走，他说他约了一个姓周的老先生在那边见面，但那条路很久没走过了，他不确定从码头出去之后该怎么拐。他说他上次来澜州港还是很多年前，那时候医院还没建好，码头也不是现在这个样子——那时候码头还是旧木栈桥，货轮靠岸的时候整个桥都在晃。

    阿耀把便签收起来。这个人在买票离开之前，去见过老院长。约的是周三下午，但他提前到了码头，先来售票处问路，然后再去赴约。他见了老院长，然后回到码头，买了一张单程票，坐下午那班船离开。老院长约他见面是为了核实名单上最后一个名字——冯先生就是那个人，老院长在划掉那个名字之前，见到了他。然后他才回到旧楼，在名单上划掉了最后一个名字。

    沈若琪从背包里拿出那份旧名单，把名单最后一行那个模糊的反字指给老头看。老头低头看了一眼，又抬头看了看沈若琪，又看了看阿耀，手指在柜台上那块绒布上来回摩挲了几下。“这个姓我认识。老码头的客运记录我翻了多年，这个人第一次从码头入境是很久以前的事了——华侨总医院竣工那年。他坐的货轮从边境方向来，和一群建筑工人同船。那些建筑工人说是来建医院的，他穿着西装站在甲板上，和那些工人格格不入。船靠岸的时候建筑工人扛着工具下船，他最后一个下来，站在码头上，看着还没有招牌的医院大楼，站了很久。”

    阿耀问老头有没有其他人来查过这个人的入境记录。老头沉默了一会儿，把鸭舌帽摘下来搁在柜台上，额头上的旧疤在午后的光线里显得更深了。“有个穿白大褂的老先生也来过。时间就在这个人最后一次入境之后不久。那个穿白大褂的老先生精神已经不太好了，咳嗽得很厉害，扶着柜台才能站稳。他很执着，在售票处翻了一下午的旧船票存根，把铁皮箱子挨个打开翻了一遍。我这里一共存了很多年的旧存根，他全部翻完了。翻到最后找到那张入境记录的时候，他的手抖得很厉害，不是年纪大的那种抖，是找了很久终于找到了的那种抖。”老头把鸭舌帽重新戴上，帽檐压得很低。“他道了谢，把存根放回去，扶着墙走出去的。那是我最后一次见到那个穿白大褂的老先生。后来听说他死在了一栋旧楼里。”

    老院长在临死前几天来这里查过这个人的入境记录。他在档案室翻遍了所有文件，找不到这个人，于是来码头翻旧船票存根，一张一张地翻，翻了整整一下午。他拿到了入境记录，确认了这个人确实来过澜州港——同一天，同一班货轮，他的入境记录和阿耀父亲、建筑工人放在同一只铁皮箱子里。然后他回到档案室，把旧名单塞进配电箱后面的墙缝里，用塑料布裹了两层。然后他约了冯先生见面，见到了他，回到旧楼划掉了最后一个名字。

    阿耀把铁皮箱子轻轻合上，看着箱盖上用红漆写的年份。老院长翻过这只箱子，翻了一整个下午，从这么多年的存根里翻出了那个名字。他在档案室翻了好几天，一无所获；在售票处翻了几个小时，找到了。他扶着柜台站起来，道了谢，扶着墙走了出去。然后他去见了他找了很久的那个人。他们约在“老地方”——老地方不是茶餐厅，不是码头，是华侨总医院正门，是那张竣工典礼合影上他们站的位置。

    他站在售票处门口，看着近海航道上那排货轮缓缓进港。他父亲认识这个人，老院长也认识这个人，他们两个各自找了很多年，到最后一个人在跳蚤市场站了很多年，一个人坐在售票处翻存根。这个人每周六上午站在榕树下面看着医院的方向，老院长就在同一栋楼里翻档案——两个人近在咫尺，却从没在跳蚤市场遇见过。老院长不知道那个人就在窗外站着，那个人不知道老院长就在档案室里翻存根。他们在竣工典礼上一起拍过合影，站在同一张照片里，一个穿着白大褂，一个穿着西装，中间隔着几个扛铁锹的建筑工人。然后他们各自找了对方很多年。最后在老院长临死前几天，他们终于在老地方见了面。冯先生告诉了他他需要的答案，然后买了一张单程票，坐下午那班船离开了澜州港。老院长回到旧楼，在名单上划掉了最后一个名字，然后死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