就在这时，一阵熟悉的车由远及近。不是大货车的轰鸣，是小轿车的动静，带着点发飘的颤音。我和朱娟同时往树后缩，枝叶在眼前晃成一片绿，透过缝隙望去——车主任那辆半旧的桑塔纳正摇摇晃晃地驶来，车身上还沾着泥点，显然是跑了不少路。

    "上车！"车主任摇下车窗，嗓子有点哑，军绿色的上衣被汗浸得发深，"不来这边了，检查组去了荷塘乡！"

    我和朱娟几乎是踉跄着跑过去的，拉开车门时，腿软得差点绊倒。朱娟"哐当"一声关上车门。

    "怎么去荷塘乡了？"我坐稳后才发现，后背的衬衫已经湿透，贴在身上像层壳。

    "火车站那边瞧见735了，"车主任发动车子，方向盘有点歪，得使劲往左转才能走直，"我让小张骑摩托车去报信，咱们这边几个乡镇，暂时安全了。"他从兜里摸出个皱巴巴的烟盒，抖出根烟叼在嘴上，却没点燃，"荷塘乡那边......早有准备。"

    朱娟靠在椅背上闭着眼，浅蓝的确良衬衫被汗浸得发暗，领口的扣子松了颗，露出点锁骨。她没说话，嘴角却没什么笑意，像含着颗没化的黄连。车窗外的梧桐树向后退去，叶子在阳光下闪着光，像无数面小镜子。

    我望着窗外掠过的田野，忽然想起昨天整理报表时，看到荷塘乡的超生率比上月又高了一个点，这是王会计联系的乡，我没有多说什么。

    国道上的货车还在轰隆隆地跑，一辆白色面包车从对面驶来，车牌号被泥糊了大半，只能看见后两位是"35"。朱娟突然睁开眼，直勾勾地盯着那辆车，直到它消失在路的拐角。

    "荷塘乡的王主任，"车主任这时突然开口，烟在指间转了个圈，"去年把超生户的罚款，换成了三十头小猪崽，让他们养着还债，说是搞三结合试点。"他笑了笑，声音有点干，"检查组就爱听这些'创新做法'。"

    车拐过岔口时，我回头望了眼刚才躲着的梧桐树。阳光穿过枝叶，在路面投下斑驳的影，像谁在地上撒了把碎金子。远处的田埂上，割稻人又开始忙活了，镰刀"嚓嚓"地割过稻穗，惊起的麻雀盘旋了两圈，又落回稻垛上。

    不知那辆白色面包车驶进荷塘乡时，迎接它的，会是怎样的景象。是猪圈里哼哼的小猪崽，还是藏在草垛里的婴儿哭声？我摸了摸口袋里没吃完的雪饼，压碎的粉渣硌着手心，像颗没数清的数字，硌得人生疼。

    眼看就是周末，仙姑区计生办的院子里飘着淡淡的粉笔灰。我蹲在两块黑板前，手里的彩色粉笔在黑板上划过，留下"人口与计划生育纲要"几个大字，那是在读师范时自选的美术书法课学到的黑体字。白灰簌簌落在深蓝卡其布裤子上，像落了层霜，手腕渐渐有些酸软起来。

    姚家餐馆的排骨香还没散尽，孟副区长那句"杀回马枪"还在耳边响。周五中午的聚餐桌上，搪瓷碗里的排骨汤泛着油花，王会计夹起块排骨又放下，筷子在碗沿敲出轻响："真不休息啊？我家小子盼着我带他去汉江摸鱼呢。"车主任正往嘴里扒饭，闻言含糊道："检查组没走，谁都别想松劲。"我望着窗外掠过的白面包车，忽然想起荷塘乡那位红着脸作检讨的主任，手里的筷子莫名沉了沉。

    孟副区长倒是吃得安稳，米饭拌着排骨汤，吃得满头大汗。"全县就三个样点，好中差各一个。"他抹了把嘴，白色衬衫后背洇出深色的汗迹，"但规矩是死的，人是活的。去年检查组在邻县就干过这事——查完三个点，刚黑时突然杀回第一个乡，结果查出一堆漏洞。"他用筷子指了指我们，"这三天，办公室必须留人，电话铃响三声就得接。"

    没人再说话，只有咀嚼声和窗外的蝉鸣。我看着碗里没动的排骨，忽然想起昨天蹲路口时，朱娟说她姐藏在南方的出租屋，怀了二胎不敢出门。那时国道上的货车正喷着黑烟驶过，把她的声音呛得断断续续。

    下午的办公室弥漫着茶叶味。王会计趴在桌上算报表，算盘珠子打得噼啪响，时不时停下来骂一句："这冷家乡的数字怎么对不上？"朱娟坐在角落整理宣传品，把印着"少生优生"的挂历一张张捋平，手指在"1998"的数字上顿了顿。我翻开《中国计划生育纲要（1995-2000）》，油墨味混着窗外的桐叶香飘进来，"三不变""三为主"的字眼在眼前跳动，忽然觉得手里的笔有千斤重。

    "小姚，大院那两块黑板空着也是空着。"车主任不知何时站在身后，手里的搪瓷缸子冒着热气，"你以前是老师，不如把纲要内容写上？省得天天开会念文件。"我抬头时，正看见他鬓角的白发沾着粉笔灰——上周他亲自爬上梯子擦黑板，结果摔了一跤，现在走路还一瘸一拐。

    文具店的直尺和圆规花了三块二，车主任爽快地在发票上签了字："报销。"我抱着粉笔盒往回走时，国道上的货车正扬起灰尘，眯眼间仿佛看见月初在马伏山老家，母亲往我包里塞煮鸡蛋的手，也是这样沾着面粉的白。

    周六清晨的大院静悄悄的，只有梧桐叶落在黑板上的轻响。我用湿抹布把黑板擦得发亮，水痕在阳光下慢慢干成白雾。白色粉笔打底，红色写标题，蓝色标重点，圆规画出的圆圈里分别写上"三为主、三结合、两个转变"，直尺比着画出的横线笔直如国道线。服务站的姑娘们路过时，脚步放得很轻，像怕踩碎地上的粉笔灰。

    "老姚这字，比小学的黄老师还规整。"站长李姐的声音带着笑，她穿了件碎花连衣裙，裙摆扫过走廊的扫帚，"以前请人写板报，一次一百块，够买两袋面粉了。"我握着粉笔的手顿了顿，粉笔灰落在手背上，凉丝丝的像露水。想起昨天蹲路口时，朱娟说她每月工资才三百多，要寄一半回乡下给母亲治病。

    中午突然停电，吊在房顶的灯泡晃了晃，彻底暗下来。我从抽屉里摸出早上买的豆腐和猪肝，塑料袋上还沾着暗红色的血汁，带一股腥味。厨房里的电炒锅冷得像块石头。中午饭朋泡汤了，只好啃了个冷馒头，干燥的面渣卡喉咙里，皱着眉，找水喝。等了半个钟头，电还没来，胃里开始泛酸，像吞了口没熟的柿子。

    下楼时撞见王会计在副食店门口卸货，纸箱上印着"香菇方便面"。"没来电？"他用袖子抹了把汗，"我这有开水，泡两包垫垫？"我买了两包，借他的铝壶冲开水，面条在碗里慢慢舒展，香气混着他店里的酱油味飘过来。这是我第一次在仙姑区吃方便面，辣油包倒多了，呛得眼泪直流。

    周日中午刚把板报收尾，朱娟就站在走廊那头招手。她的蓝衬衫袖口沾着点粉笔灰，想必是来看了好几回。"王会计叫我们去土鸡乡。"她声音有点急，手里的帆布包拉链没拉严，露出里面的报表夹，"说是查两个村的出生统计。"

    土鸡乡的办公室在乡政府后院，三间平房漏着风，窗玻璃裂了道缝，用报纸糊着。王会计把报表摊在褪色的办公桌上，油墨味混着霉味扑面而来："查报表要看三个对不对得上——村台账、乡汇总表、录入数据，有一个对不上就得打回去重核。"他戴着眼镜，手指在"超生罚款"那栏敲了敲，"这数字太整，八千八百八？谁家罚款能正好凑吉利数？十有八九是估的。"

    朱娟负责的两个村报表更乱，有张出生登记卡上，"母亲年龄"填的是"二十八"，"民族"却写成"汉八"。"这是笔误吧？"她用指甲划着那个错字，脸红到了耳根。王会计摇摇头，从抽屉里翻出本泛黄的《统计手册》："计生报表没笔误，错一个字就可能是漏报。"

    我们查完时，窗外的月亮已经挂在电线杆上。乡食堂的师傅煮了锅面条，卧了几个荷包蛋，蛋黄是散的，蛋白带着点焦糊味。王会计吃得最快，筷子在碗里扒拉着说："当年我在冷家乡，为了一个漏报的出生人口，带着人在山里找了一整天，最后在岩洞里找到那户躲生的人家，孩子都生下来三天了。"

    夜里住的乡旅社，被子汗味混着脚臭味往鼻子里钻。蚊子从纱窗的破洞里钻进来，在耳边"嗡嗡"叫，像白天国道上的货车。用花露水往身上喷，瓶罐碰撞的声音在寂静里格外清晰。

    第二天清晨，额头多了两个红包，痒得钻心。乡服务站的护士给了半瓶酒精，喷在包上时，凉得人一哆嗦。吃早餐时，朱娟的眼圈有点黑，喝粥时勺子都在晃："我妈总说，干计生的是'上辈子欠了债'，这辈子才天天追着人跑。"